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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之家app2023-01-31 16:05

欧洲央行加息弦外有音******

  欧洲央行加息弦外有音

  □ 翁东辉

  欧洲央行新一轮加息如期而至,当地时间2月2日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欧洲央行宣布加息50个基点,并重申承诺3月份继续加息50个基点。从其加息决定及欧洲央行行长的讲话内容来看,传达了三大重要信息:欧洲央行仍然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首要位置;货币紧缩政策远没有结束;对经济增长前景保持乐观。尽管如此,随着欧洲央行加息正在影响实体经济以及更高的价格对消费造成压力,欧洲央行偏向“鹰派”的加息和缩表政策有可能导致欧洲经济陷入滞胀,甚至陷入衰退,欧洲经济难言乐观,是否在二季度继续加息要打个问号。

  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月2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50个基点,并重申承诺在3月份继续加息50个基点。欧洲央行在当天公布的货币政策决定中说,自2月8日起,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利率和存款机制利率将分别上调至3.00%、3.25%和2.50%。

  从2022年7月开始加息算起,欧洲央行已经连续4次大幅加息,累计加息250个基点。欧洲央行持续加息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市场反应不一。美欧货币及利率政策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调整?欧洲央行如何看待经济增长前景及通货膨胀趋势?这些是关系到全球经济复苏的大问题。

  欧洲央行的加息决定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传达了三大重要信息。

  第一,加息在普遍预料之中,欧洲央行仍然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首要位置。欧洲央行去年以创纪录速度连续加息,将关键存款利率提升至2.5%,预计在2023年夏季将达到3.5%的峰值。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代价扭转通胀快速攀升势头。事实上,尽管能源和食品价格仍然保持高位,但目前欧元区总体通胀趋于缓和。该行指出,将随时准备在其授权范围内调整其所有工具,以确保通胀在中期内恢复到2%的目标。

  根据该行决议声明,鉴于潜在的通胀压力,欧洲央行打算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上评估其货币政策的后续路径,重点是将利率保持在限制性水平来降低通胀,并防范通胀预期持续上行的风险。

  市场分析认为,欧洲央行今后可能会跟随美联储,采取更多渐进措施以在抑制通胀与保持经济增长之间实现平衡。但欧洲央行试图打消人们的降息猜测,坚持利率需要“以稳定的步伐显著上升”,但具体如何要在3月份会议上看形势再决定。

  第二,货币紧缩政策远没有结束。继续加息的同时,欧洲央行还就如何缩减其5万亿欧元的债券投资组合提供了更多细节,重申3月至6月到期债务的每月上限为150亿欧元。此后的债务缩减规模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确定。

  同时,欧洲央行还打算在2月底之前继续对根据资产购买计划(APP)投资组合购买的到期证券的本金付款进行全额再投资。随后,APP投资组合将以有节制和可预测的速度下降,因为欧元体系不会再投资所有到期证券的本金支付。至于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欧洲央行打算至少在2024年底之前将根据该计划购买的到期证券的本金进行再投资。

  第三,对经济增长前景保持乐观。拉加德表示2022年底的经济增长数据令人鼓舞。根据欧盟统计局初步统计,欧元区2022年四季度GDP增长0.1%,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9%。预计欧元区 GDP2022年将增长3.5%,欧盟经济则平均增长3.6%。最新的领先指标,包括该地区企业的关键采购经理指数(PMI)调查,表明欧洲经济已经触及低点,未来经济扩张在望。

  另外,欧洲央行对于通货膨胀趋势的判断值得重点关注。该行预计,今年1月份通胀率为8.5%,比12月份低0.7个百分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再度大幅下跌。而且未来几年的能源价格将会持续下降。食品价格通胀指数小幅上升至14.1%,目前欧洲消费市场受过去能源和其他食品生产投入成本飙升的影响尚未消除。

  欧盟统计局2月1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不包括能源和食品在内的通货膨胀率将保持在5.2%左右,非能源工业产品的通胀率上升至6.9%,服务业通胀率下降至4.2%。其他潜在通胀指标也仍然很高。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针对高能源价格对家庭进行补贴措施将在2023年继续发挥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抑制通胀,但是一旦补贴到期则会有反作用。潜在的通胀压力、缩减的财政措施和工资增长压力,是拉加德强调继续加息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随着欧洲央行加息正在影响实体经济以及更高的价格对消费造成压力,市场人士一直警告欧洲央行偏向“鹰派”的加息和缩表政策有可能导致欧洲经济陷入滞胀,甚至陷入衰退。拉加德等人也因此屡屡受到抨击和质疑。

  今年,欧元区经济三重压力还将加大。一是乌克兰危机冲击欧洲供应链安全,欧洲产业仍然受能源短缺、成本上升的困扰;二是生产和消费信心不足,不仅居民消费需求受限,企业出口竞争力也在减弱;三是高通胀有可能持续,而货币紧缩政策将导致地区金融碎片化风险上升,欧洲债务危机或将重演。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经济难言乐观。反观欧洲央行的利率政策,是否在今年二季度继续坚持加息要打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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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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